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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青年與新農村建設之一:城鎮化視角下的農村青年發展——基于四例安徽農村青年城鎮化的后續性思考
作者:佚名    文章來源: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    點擊數:15388    更新時間:2013/9/13【字體:

摘要 對四例安徽農村青年的城鎮化進行后續性思考,將農村青年的城鎮化分為主動城鎮化和被動城鎮化兩種類型,提出農村青年城鎮化具有對其他農村青年起到示范效應、提高農村家庭可支配收入、體現農村青年社會行動的理性化等積極意義,并通過分析農村青年的城鎮適應與發展困境,提出增強農村青年城鎮發展可持續性的對策。

【關鍵詞】城鎮化;農村青年;發展

 

明艷(2008)利用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分析,發現我國的城鎮化主要是青年的城鎮化。2005年我國2.94億名14-29歲青年的城鎮化水平為47.44%4.297 14-35 歲青年的城鎮化水平為48.52%,高于全國總的水平42.99%。青年人口的城鎮化水平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表明青年的城鎮化比其他年齡的人群規模大,進程快,可以說中國的城鎮化是青年人的城鎮化[1]。在城鎮化進程中,農村青年更多更快地分享了工業化、現代化的成果,也需比其他年齡人群應對更多的城鎮適應與發展困境。

 

一、農村青年城鎮化個案:問題的提出

從農民開始大規模務工流動的十多年來,成為城鎮人口一直是部分農村人口奮斗的目標,在相對仍然較為封閉的鄉村,誰若實現了這種人生的飛躍,會立即成為方圓一帶熱議的話題。本文所列的個案來自安徽四地,前三個個案都是當地農村盡人皆知的“名人”。

【個案1】李某,男,23歲,來自安徽蚌埠農村。父母均50 多歲,身體健康,50多歲的他們在農村還可有所作為。年輕時的父親跟隨當地一包工頭修路筑橋賺了些家底。母親是當地一所農村小學的教師,兩個姐姐出嫁前幫助料理十幾畝田地,這幫助李某積聚下了后來創業的資本。父親看到近年來由于農村青壯年紛紛因打工而外出,農忙季節十分依賴機械化收種,便率先購置了當地第一臺大型聯合收割機,與漸漸成年的兒子李某在家鄉一帶接受委托,共同操作,幫助收割,賺取勞務報酬。一時之間,無人與之競爭,處于行業“壟斷”地位。

隨著李某到達結婚年齡,李某父母在當地鎮上購置了一套三居室房子作為婚房,并按照城市的居住習慣進行了裝修。李某的妻子因而以嫁給李某成為“鎮上人”為榮。此時,村里自己家中十幾畝田地的勞動量只是“捎帶手”的事,李某提出與父親再添置一臺農機,轉租了部分外出打工人家無力耕種的土地,成為遠近聞名的“農場主”。

【個案2】齊某,男,25歲,來自安徽無為農村。16歲輟學后到南方城市打工,攢了些錢,之后回省城租了間門面做起建材生意。隨著收入的增加,在父母的支持下在省城一個頗有規模的樓盤購買了住房,其父母將農村老家土地轉包他人,隨獨生兒子共同料理生意,齊某正式定居城市。

【個案3】小劉,女,24歲,土生土長的安徽桐城農村女孩。小劉從小聰慧好學,優秀的學習成績一直讓父母引以為榮,成為父母堅決支持她讀書的動力。小劉沒有辜負父母的期望,18歲便考取了北京一所重點大學。大學期間的小劉仍是十分刻苦,拿過多種獎學金,大三以后又參加了很多社會實踐、勤工儉學活動。因為她明白,一個在城市無依無靠的農村女孩,只有比別人付出更多汗水,才能換取理想的未來。大學畢業的小劉知識儲備與實踐能力并重,順理成章地成為北京一家知名企業的員工。

【個案4】關某,男,19歲,家住合肥城郊,18歲時中學畢業輟學在家。由于城市建設需要,關某家中田地被征用,住房被拆遷,隨父母住進郊區的拆遷安置房。告別了土地的關某正打算學習汽車修理技術,將來開一個汽修店鋪。

隨著我國社會流動渠道的日益暢通,城市的“拉力”與鄉村的“推力”共同作用,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上述農村青年的城鎮化均可被視為一種向上的社會流動。他們成為農村青年新的參照群體,起到了某種積極的示范效應。由此,我們有必要從城鎮化視角出發,認真考察農村青年發展的相關問題。

 

二、農村青年城鎮化:類型或途徑

文軍(2005)曾對農民市民化的基本途徑進行概括,認為“自1958年中國實施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以來,農民要轉變為市民,其途徑基本上只有三條:一是通過聯姻,或者被沒有小孩的直系親屬收養;二是城市工廠招聘進城,獲得城市戶口,但這種機會極少;三是考大學或參軍,大學畢業后在城市工作,或做了軍官以后轉業被安置在城市工作”【2】。由此,得出一個結論:一般的農民很難走通其中任何一條道路。本文認為,隨著社會政策的日益寬松和社會環境的日益開放,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年具有了強烈的成就動機和發展意識,構成主動要求城鎮化的主體人群。另外,城鎮建設的迅猛發展及對建設用地的大量需求,也造就了一批農村青年被動型的城鎮化。

1主動的農民變市民型

有些農村青年勤奮聰明,有極強的成就動機,能認真規劃自己的人生發展方向,他們主要通過以下途徑主動地實現由農民向市民的身份轉變。

1)創業型。個案1 和個案2 均可被視為經由創業的農民變市民型。個案1 中的李某通過在鎮上安置小家庭,用以標明自己的與眾不同;個案2 中的齊某更是跳出農門名至實歸地城市化了。在良好的經濟大環境中,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為農村青年創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郗杰英、胡獻忠(2008)在總結當代青年的創業特點時指出,青年作為自主創業的骨干力量,主要包括進城務工青年、大學生、下崗失業青工、農村青年、留學回國青年、殘疾青年等。當代社會的制度安排對他們的創業具有積極推動作用: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青年提供了創業基礎;二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為青年創業提供了發展空間;三是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為青年創業提供了激勵機制【3】。良好的創業氛圍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全國農村青年創業致富帶頭人”。

2)升學型。個案3的小劉也是主動由農民變市民的例子,所不同的是在女性創業更為艱難的客觀環境下,通過升學成功跳出農門也許是最好的選擇。自1978 年恢復高考制度以來,我國高等教育規模逐年擴大,至2007 年,我國高等教育入學率達到22%,全國總人口中有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已達7000 多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農村籍青年。尤其在2007 年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推及全國之后,很多農村家庭得益于“種田不納稅,上學不交費”,國家對大學貧困生的各種資助政策也給農村青年學生的升學帶來了信心。

3)其它型。比如聯姻,比如收養。

2被動的農民變市民型

隨著我國城市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城市的建設與發展如火如荼,城市拓展、新城建設離不開征地拆遷。農民賴以生存的“主業”和“飯碗”隨著田地被征用而無以為繼,但是新的機遇也擺在面前。個案4是一個例子。從城鎮化后的反應看,被動地由農民轉變為市民的農村青年又可分為兩類:

1)順應型。特點是離開土地后能很快適應市民身份,積極獲取謀生技能,積累城市生活資本。以羅伯特·帕克和歐內斯特·伯吉斯為代表的芝加哥古典生態學派認為,城市是一個有秩序的、相對封閉的生態系統,對城市組織過程起支配作用的是競爭與共生,人們為了生存而相互依賴與競爭。作為市民生存于城市,首要任務是擁有競爭能力,“順應型青年”能夠適應這種競爭與共生。

2)迷茫型或叛逆型。社會學家齊美爾在研究城市社會心理時指出,與農村相比,城市生活環境復雜,生活節奏較快,社會組織嚴密,時間觀念強,感官刺激強,個人應適應城市。而滕尼斯則評價城市生活的特點是分崩離析、肆無忌憚的個人主義和自私自利,身處城市這個環境中,人們便會“變壞”。對于因征地而被動城鎮化的農村青年而言,身份的轉變除了由農業人口變為非農人口之外,更重要的是需要心理上的真正適應來加以配合。這種適應是一種再社會化過程,也是“作為一種職業和社會身份的農民在向市民轉變的過程中,發展出相應的能力,學習并獲得市民的基本資格,適應城市并具備一個城市市民基本素質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些人難免會無所適從,產生迷茫甚至對抗心理,構成威脅城鄉社會和諧的潛在因素。

 

三、農村青年城鎮發展:意義與困境

1農村青年城鎮發展的戰略意義

從我國經濟社會改革與發展的戰略高度來看,農村青年進入城鎮有益于實現我國城鎮化與現代化建設目標;從微觀角度看,農村青年城鎮化有益于提高農村家庭可支配收入,有益于形成良好的創業和學習氛圍,有益于整個農村青年群體成長成才。

1)參照群體的示范效應促使鄉土世界產生良好的創業和學習氛圍。農村青年無論是主動城鎮化,還是被動意義上的城鎮化,從根本上說,有利于我國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它除了具有城鎮化的一般作用外,比如促進社會生活方式的更新、社會組織體系的創新以及社會經濟的巨大進步,還具有對于其他農村青年而言無可替代的積極示范效應。從社會流動和社會分層的角度看,20 世紀90 年代以來,農業勞動者是我國社會最大的社會分化和流動之母體。改革開放后,這個母體釋放出大批其他階層成員,比如鄉村集體企業管理者、個體或合伙工商勞動經營者、私營企業勞動者、鄉村干部、科教文衛工作者、受雇傭者(包括農民工),等等。新的社會階層不斷從農村人口中涌現,他們自下而上的流動,既是自身的成功,也是整個家族的成功。這種結合了橫向和縱向向上流動的社會身份轉變,在“熟人社會”的鄉土世界往往引起強烈的示范效應,促使更多的年輕人效仿,構成農村青年人生發展的優良參照群體,加快了鄉村社會信息的流通和觀念的更新,營造出空前的創業和學習氛圍。

2)農村青年城鎮發展對提高農村家庭可支配收入具有重要意義。農村家庭中只要有一人在城鎮就業,就能相對提高整個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而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有利于農村家庭增強風險抵抗力,客觀上有利于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發展。

3)農村青年主動尋求個人身份的城鎮化是農村青年理性選擇的體現。陳映芳等(2003)在對農民獲得“非農業”戶口以后的社會流動進行考察,認為他們依然很難實現預期的向上流動。但這至少包含了這個判斷:農民對自己的行動有自覺的“預期”。20 世紀60 年代舒爾茨的新古典經濟學的農業經濟研究為此提供了一個答案:農民本質上是理性牟利者【4】。在自覺預期的支配下,主動尋求個人身份的城鎮化是農村青年理性選擇的體現。

2.農村青年的城鎮適應與發展困境

農民的初次社會化過程和城市居民相比,具有一些不同的特點:一是農民的社會化主要是在家庭家族等初級社會群體中進行;二是農民社會化的內容以傳統規范及農業生產技能為主;三是農民的社會化在方式上多是情感型的,而城市居民則多是理性化的【5】。因此,成為城鎮居民只是農村青年人生發展歷程的一個里程碑,他們接下來要面對的是再社會化,進行城鎮適應。

1)心理困境。農村青年城鎮化對個體而言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轉變,社會地位的改變能使個人的心理特征和行為特征發生改變。當一個人從一個工作環境轉到另一個工作環境時,以前養成的習慣到新環境后還沒有養成,還未適應新的工作環境,此時對于新的工作環境來說,他的所屬性是不穩定的,因此產生緊張感、失落感,表現出過分小心、謹慎、自卑感和不敢自作主張,對自己的天性進行抑制等。農村青年正是如此。他們一方面需要盡快適應城鎮社會,另一方面仍需和鄉村社會保持一定互動,否則會被指責為“忘本”。例如,逢年回鄉探親,清明回鄉祭掃,鄉里鄉親的有事相求勉為其難也要知難而上。德國心理學家勒溫將對兩個社會群體都有參與、但對兩個社會群體的參與都不完全、處于群體之間的人稱為邊緣人。邊緣人的概念尤其適用于剛剛完成外在身份轉變的農村青年。邊緣人狀態折射出這部分原本是農村人的青年群體的心理困惑。

2)社會困境。近年來,城市新移民青年的概念在學術文章偶有出現,指的是從農村戶籍變為城市戶籍(包括主動尋求型和被動變動型),或戶籍雖未變動但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時間較長的青年群體。城市新移民的城市適應往往面臨社會關系排斥。豪斯等從三個方面來考察社會關系。首先是社會關系存在的量的方面,包括交往的人數多少、交往的頻率如何;其次是社會關系的結構方面,主要指社會網絡的密度、同構型、多樣性或分布;第三是社會關系的質的方面,即社會關系所能提供的社會支持如何。依據以上框架,社會關系排斥是指交往人數和頻率下降,社會網絡分割和社會支持減弱【6】。農村青年在進入到新的城市社區后,一方面,生存和發展的壓力減少了他們社會交往的機會;另一方面,城市原有居民的排外態度使他們從主觀上感受到一種社會排斥,他們需要突破以往以血緣、姻緣、親屬關系為基礎的社會關系網絡,尋求業緣、地緣、趣緣等社會關系的補充。

3)經濟困境。首先是職業適應。“立業”是青年階段首要任務,決定著青年人群對城市的經濟適應狀況。無論是主動的農民變市民型,還是被動的農民變市民型,首先需要尋求一個賴以生存的非農職業(或行業)。有學者在研究中國的社會分層問題時發現:青年的階層背景對其職業適應水平有一定影響, 即父親的社會地位(職業、教育程度)與子女進入工作崗位時的初職有統計上的相關關系(周雪光,2003)【7】。父輩較低的社會階層地位使農村青年進入城市后的初職受到一定制約。尤其對于農村籍大學畢業生而言,嚴峻的就業形勢往往使他們羨慕“父母有能力、有關系”的同學。王學舉(2007)以兩位從北京大學畢業的大學生為個案,發現農村背景對大學畢業生來說意味著很多:在感受到城鄉差距的大背景下更切實的感受是家庭弱勢,也就是相比于城市同學來說,家庭經濟負擔比較重,家庭經濟支持比較低;雖然他們認為家庭弱勢并不影響人格平等,但隨著年齡的增加和更多的需要考慮的“現實”問題,家庭弱勢確實給他們帶來了很多消極的感覺,比如“悲觀”、“尷尬”、“無力”、“渺小”【8】。

與城鎮本地青年相比,艱難的職業適應使農村青年實現戶籍轉變之后,在收入水平、職業穩定性、消費方式等方面隨之呈現出不同的群體特征。

4)失地農村青年對待城鎮化的矛盾心態。黨的十七大強調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辜勝阻(2008)指出,我國城鎮化道路“中國特色”的一個重要表現是政府在城鎮化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9】。政府的行政導向使失去土地之后的大批農村人口被動城鎮化。失地農民用“拆人房子、端人飯碗、敲人主業、挖人祖墳”的民間順口溜評價征地和拆遷工作,體現出對待城鎮化的抗拒心理。毛丹、王燕鋒(2006)通過對浙江J 市一些城郊村的案例分析,發現在政府所推動的城市化進程中,由于原來的安全條件受到破壞,強烈的轉型不安全感使城郊農民并不都是歡迎地方政府的“撤村建居”工程,從主觀上不愿做市民【10】。

陳映芳(2003)對上海市郊區征地農民的調查發現,隨著職業、身份的非農化,征地農民在市民化過程中首先遇到的是“就業難”。然而進一步的調查發現,待工失業的人群中青壯年占有相當比例,當地職能部門干部認為原因是他們“怕吃苦”【11】。對待城鎮化的矛盾心態使部分失地青年成為游手好閑的小混混。

 

四、應對困境:增強農村青年城鎮發展的可持續性

在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指引下,農村人口的城鎮化,尤其是農村青年的城鎮化,對提高城鎮人口的數量比例做出了很大貢獻。然而大批農村青年成為城鎮人口,既是政府行政導向的結果,也是農村青年在個人成就動機驅動下自身努力的結果。實現身份轉變之后的農村青年成為城鎮新居民,仍需要在宏觀社會環境與個人境遇之間找到合適的結合點,以實現其人生在城鎮發展的可持續性。

1從宏觀層面來說,國家應通過社會制度與社會政策安排,加強就業與創業幫扶,為農村青年的城鎮創業與就業提供制度保障與政策扶持

相關調查顯示,青年是創業活動的骨干力量,其中尤以29-34 歲的青年最為積極。社會正朝著有利于青年創業的方向發展,共青團在推動青年創業文面做了大量工作。從具體的政策措施看,1998 年共青團中央推出“中國青年創業行動”,幫扶下崗失業青年、農村青年、進城務工青年、大學生等進行創業;2007 年共青團上海市委牽頭啟動“上海市青年創業小額貸款項目”;蘭州市自愿創業的大中專畢業生可申請小額貸款;廣州市大學生創業可免交42 項管理、登記等費用;2007 年,由共青團中央、全國青聯和全國工商聯共同倡導發起的“中國青年創業國際計劃(YBC)”在福建省展開,為通過評審的青年創業項目提供35萬元無息貸款,并由創業導師提供三年“一對一”陪伴式創業指導,幫助青年創業成功。政府應通過大眾傳媒加強此類創業政策宣傳,并優先扶助農村背景青年的城鎮創業活動。

2從中觀層面來說,社區應通過社區管理和居民互動發揮服務保障和情感支持作用

農村青年城鎮化后分散于各個城市社區,社區這一區域性的社會共同體是由制度、網絡和居民等各種要素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紐帶關系。城市社區是各種背景不同的居民交叉居住和相互交往的場所,居民之間具有一種非制度化的互動關系,這種互動對剛剛完成戶籍身份城鎮化的農村青年而言具有強大的社會情感支持作用。同時,作為國家與社會的接口,社區能夠通過社區管理與服務活動,直接或間接提供居民所需的社會救助、再就業、社會保險等保障。城市社會保障事業社會化的一項重要探索就是建立一套切實可行的社區保障機制。在這個機制下,對社區成員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社會救助工作、職業培訓、職業介紹、就業指導、非正式就業等再就業工作、社會保險制度的具體日常實施(如發放保險金)等社會保險工作,都可以通過社區來完成。

3從微觀層面來說,城鎮化不僅體現在農村人口戶籍身份上的變化,同時要求這部分人口具備現代性,成為和工業社會相適應的現代人,這是適應城鎮生活的根本途徑

美國社會學家A·英克爾斯(1992)認為,現代人是指“他是一個見聞廣闊的,積極參與的公民;他有明顯的個人效能感;在同傳統的影響來源的關系中,他有高度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特別是他決定如何處理個人的事務時尤為如此;他樂意接受新經驗以及新的觀念,也就是說他是相當開放的,在認識上是靈活的”【12】。對于農村青年,尤其是失地農村青年,應破除等待和依賴心態,主動轉變傳統觀念,積極接受教育培訓,謀求生存技能,提高競爭能力,以開放的姿態順應政府征地帶來的身份轉變。

 

五、結論與思考

本文個案中的前三位農村青年對自身的人生發展是基本滿意的,因為他們無一例外地獲得了來自故土的贊嘆。但是,個案1李某喜歡的中學同窗女孩考上大學后退了他家的彩禮,棄他而去。因為女大學生漸漸覺得與初中畢業的李某沒有了共同語言。而當李某父母放話重新物色兒媳時,四里八鄉的媒人紛至沓來,讓李某再次體驗到來自鄉村社會的榮耀感。個案3小劉雖然通過升學留在了城市,但沒有任何背后支撐的她只能以勤奮作為立足城市的條件,而她在眾多農村背景的大學生中已經是十分幸運的一個。

“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要求社會的一切進步都應該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城鎮化是我國工業化、現代化的必然結果,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不僅應體現在城鎮人口比重的提高上,更應該體現在農村人口進入城鎮之后人生發展的持續性上。化解農村青年城鎮發展困境,需要政府和個人的共同努力,唯此方能使我國的城鎮化水平既有數量攀升,也有質量提高。

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國的城鎮化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城鎮化意味著農民對現代化、工業化成果的分享,農民城鎮化必須以尊嚴而體面的生活作為結果。這個結果如若不能實現,不如退而結網——通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使農民繼續享受農村穩定的人際關系、文化和精神生活,自信地實現從溫飽向小康過渡的生活目標。對農村青年城鎮化進行后續性思考的意義,正是站在農村青年主體的角度考察他們從城鎮化中的獲益狀況。

 

參考文獻:

1】明艷.2005 年中國青年人口發展狀況【J.中國青年研究,20081.

2】文軍.論我國城市勞動力新移民的系統構成及其行為選擇【J.南京社會科學,20051).

3】郗杰英,胡獻忠.當代青年創業與社會的制度安排【J.中國青年研究20081.

4】【11】陳映芳.征地農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調查【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5.

5】李守經主編.農村社會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4344.

6】曾群,魏雁濱.失業與社會排斥:一個分析框架【J.社會學研究,20043.

7】周雪光.組織社會學十講【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7.

8】王學舉.農村背景對他們意味著什么?——基于兩位農村大學生的個案研究【J.青年研究,200711.

9】易善策,楊俊.辜勝阻解讀十七大“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EB/OL. theory.people.com.cn2008-1-23.

10】毛丹,王燕鋒.J 市農民為什么不愿做市民——城郊農民的安全經濟學【J.社會學研究,20066.

12】 阿列克斯·英克爾斯等.從傳統人到現代人——六個發展中國家中的個人變化【M.顧昕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424.

(原文載《中國青年研究》2011年第8期)

李磊:安徽農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師,社會學碩士

責任編輯:王瓏玲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共青團工作研究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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